夫妻丁克42年很潇洒，住养老院被欺负后，发现有钱无儿女照样悲催

《晚来的醒悟》

＂你说当初咱们不要孩子的决定，是对是错？＂我望着窗外飘落的梧桐叶，轻声问妻子。

她没回答，只把手紧紧攥在了一起，那双曾经灵巧的手如今爬满了老年斑，青筋凸起。

那是一九八零年春天，我和阿丽结婚。刚改革开放不久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我在国营机械厂当技术员，一个月工资才四十六块八，阿丽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，月薪三十八块钱。

婚后，我们挤在单位分的十几平米的筒子楼里，连个独立厨房都没有，做饭得在走廊上支个煤球炉，遇上刮风下雨就只能窝在屋里啃冷馒头就咸菜。厕所是公用的，一层楼共用一个，早晨得排队，晚上打手电去。夏天，屋里热得像蒸笼，只能拿蒲扇扇风；冬天，屋里冷得跟冰窖似的，睡觉得穿着棉袄。

＂老陆，前面排队买肉，你去不去？＂结婚第三个月，我刚下夜班，阿丽就急匆匆地摇醒我。

那时候买肉得肉票，每人每月才半斤。我俩排了一个小时的队，好不容易买到肉，回家阿丽却犯了愁：＂咱们要是有了孩子，这半斤肉怎么够分啊？＂

这话像是一粒种子，在我心里生了根。那晚，看着隔壁王家的孩子哭闹，为了一碗米饭父母愁眉苦脸的样子，我心里更没底了。

＂要不咱不生了吧？＂有天晚上，阿丽突然对我说。那时计划生育刚推行，不少年轻人都在琢磨少生优生的事。

＂现在日子这么苦，哪有条件养孩子，厂里张师傅家那孩子得气管炎，光药钱就花了他们半年的积蓄。＂我叹了口气，看着屋顶上的裂缝发愁。

我俩躺在那张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上商量了几个晚上，最后决定：不要孩子了，好好过自己的日子。

八四年，国营企业开始搞经济责任制，我们厂效益好起来了，我被调去技术科当副科长，工资涨到了八十多块。阿丽也当上了柜组长，每月能拿六十来块。日子一天比一天好，先是从筒子楼搬进了六十平的两居室，家里添了缝纫机、自行车，还买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，成了街坊四邻羡慕的对象。

记得第一次看上海产的＂牡丹＂牌黑白电视机时，我俩特意穿了新衣服去照相馆照了张合影。那张照片我一直珍藏在皮箱里，照片里的我俩站在新电视机旁边，笑得那叫一个灿烂。

＂瞧，多亏当初咱做了这决定，否则哪能这么快过上好日子？＂看着电视里的《今日新闻》，我得意地对阿丽说。

她笑着点点头，却欲言又止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隔壁李婶那天送了碗鸡汤来，看到阿丽在织毛衣，还以为她怀孕了，热情地说要介绍个好大夫。阿丽解释了半天才说清楚。

＂你说要是有个孩子，冬天给谁织毛衣啊？＂那晚，阿丽突然问我。

我愣了一下，随即打趣道：＂给我呗！我不比孩子强？前几天你看李超他们家，孩子发烧，两口子轮流请假在家看护，工作都没法干，月底奖金都扣了。咱多自在！＂

九十年代初，国家鼓励创业，我离开体制内，跟几个厂里的老友合伙开了个五金加工厂。头几年虽然辛苦，但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，生意越做越大，没几年我就在市区买了一百多平的商品房，还给阿丽买了金手镯和钻戒。阿丽那会儿也从百货公司下岗了，但有我的收入支撑，她也不着急找工作，在家享清福。

＂老张家又添外孙了，昨天请客，摆了十桌，他乐得牙都合不拢，还说外孙比儿子亲。＂九八年的一天，阿丽一边择菜一边说。

我听出她语气里的那一丝羡慕，但很快她又补了一句：＂不过还是咱们潇洒，你看他们为了孩子操多少心啊。张家那闺女生二胎，月子里婆媳闹矛盾，老张天天往医院跑，累得跟什么似的。＂

确实，那会儿周围有孩子的同龄人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一来是子女上学，特别是大学，学费一年就得几千；二来是子女结婚，光彩礼和嫁妆就得几万。而我和阿丽呢，除了偶尔接济下各自的侄子侄女，基本没啥大支出。

零三年，我们都退休了。阿丽退休金不高，但我这边有厂里的分红，加上几处房产的租金，一年能有十几万进账。那会儿出国旅游刚兴起，我们跟着旅行团去了泰国、马来西亚，还去了欧洲，走在巴黎的街头，看着凯旋门的雄伟，那感觉，啧啧，真叫一个美。

每次回来，我们都会把旅游照片拿给老同事们看，他们都羡慕得不行：＂你们俩真会享受生活！我们哪有这福气，孩子大学毕业等着买房子，攒了一辈子的钱都给孩子了。＂

听着这话，我总会得意地挺挺胸脯：＂这就是当初明智决定的好处啊！＂

可日子久了，总觉得少点什么。特别是过年过节的时候，院子里各家各户炊烟袅袅，欢笑声此起彼伏，唯独我家，就我和阿丽两个人，安静得出奇。

有时候晚上睡不着，听着窗外的风声，我会想：老了以后，我和阿丽谁先走，剩下的那个该多孤单啊。但这种想法只是偶尔闪过，很快就被我压下去了。

还记得二零零五年阿丽生日那天，我特意带她去了城里最好的酒店。她穿着新买的旗袍，戴着钻石项链，在烛光下笑靥如花。但吃到一半，隔壁桌的一家人开始给老人过寿，儿孙绕膝，好不热闹。

阿丽的眼神暗了下来，筷子在盘子里搅了半天，却没夹起一口菜。

＂怎么了？不合胃口？＂我问。

她摇摇头：＂没什么，就是忽然想，如果咱们有个孩子，现在会是什么样。＂

我笑了笑，给她倒了杯酒：＂别想那些了，咱们这辈子过得挺好。你看，吃想吃的，穿想穿的，去想去的地方，多自在。要有了孩子，哪还有这福气？＂

她点点头，举起酒杯跟我碰了碰，但眼神里的那份寂寞，我看得真真切切。

直到去年冬天，我的腰椎出了问题，医生说得卧床休息，不能干重活。阿丽照顾了我一个月，自己也累垮了，开始犯老毛病——风湿。两个七十岁的老人，互相搀扶着过日子，才知道什么叫＂相依为命＂。

＂老陆，咱们要不住养老院吧？这样两人都能得到专业照顾。＂一天早上，阿丽一边给我揉腰一边提议。

我思考了几天，最后同意了。毕竟咱们有钱，住最好的养老院，肯定比在家强。

就这样，我们收拾了简单的行李，住进了城东的福寿苑养老院。那是本市最好的养老机构，环境好，设施全，一个月一万多，但物有所值。

刚住进去那会儿，确实不错。护工按时送饭，定期打扫房间，院子里还能散步，活动室里能下棋看书。我和阿丽还常去参加院里组织的一些活动，比如唱歌跳舞、手工制作之类的。

但慢慢地，我们发现了问题。

＂张叔，您儿子来了！＂有天我正在院子里晒太阳，听见护工小李朝旁边的老张喊道。只见老张的儿子大步走来，手里还提着保温桶。

＂爸，给您炖了鸡汤，您最爱喝的。＂老张儿子坐下，从包里掏出一个崭新的收音机，＂这是您上次说想要的那款，我特意找了好几个地方才买到。＂

护工小李殷勤地给老张倒茶，还特意搬来一把椅子给他儿子坐。他俩聊得正欢，小李还不时插嘴：＂张叔这阵子胃口好多了，睡眠也好，您别担心。＂

我坐在不远处，默默看着这一幕。这种情景在养老院里每天都在上演：子女来探望，带着好吃的好用的，护工见了赶紧嘘寒问暖，老人脸上也笑开了花。

而平时，小李对我们这些＂无依无靠＂的老人，态度就敷衍多了。送饭常常晚点，打扫房间草草了事，有什么需求也是拖着不办。

那天晚上，我和阿丽躺在各自的床上，谁也没说话，但我知道她在想什么，因为我也在想同样的事。

不久后的一个下午，我在走廊里不小心摔了一跤。大腿摔在地上，疼痛让我叫不出声来，只能躺在地上等人发现。足足过了二十来分钟，才有个路过的老人看到我，去叫了护工。

＂哎呀，您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＂护工小张一边扶我起来，一边有些不耐烦地说，仿佛这责任全在我身上。

而就在上周，老王摔倒后不到五分钟，值班室就有人发现了。他儿子立马从单位赶来，又是检查又是陪护，第二天还给院里所有工作人员发了红包，叮嘱他们多照顾父亲。

＂我这把老骨头，命真硬，死不了。＂回到房间，我苦笑着对阿丽说。

她心疼地看着我青紫的腿，眼里满是泪水：＂早知道，当初就不该住进来。＂

＂在家也一样，＂我安慰她，＂两个老人互相照顾，更危险。＂

＂不一样，＂她摇摇头，＂真不一样。＂

养老院的规矩是，护工按时给老人送饭、打扫房间、帮助洗漱，但那些＂额外＂的关心与照顾，往往只给有儿女常来的老人。儿女们塞的红包、带的礼物，让护工们区别对待也成了＂心照不宣＂的事。

我们住的是双人间，条件确实不错，但总觉得少了点人情味。小张每次进来打扫，都是埋头干活，少有寒暄；送饭时也只是放下就走，从不问我们吃得怎么样。

＂老陆，您儿子怎么还不来看您啊？＂有次新来的护工小张天真地问我。我和阿丽尴尬地对视一眼，只说：＂他们工作忙。＂

从那以后，我们开始对外谎称儿女在国外工作，难得回来。一来是不想被人看不起，二来也是给自己找个台阶下。这谎话说多了，连我们自己都快信了。

过年那几天是最难熬的。养老院里，大部分老人都被儿女接回家团聚了，平时吵吵闹闹的走廊，一下子安静得吓人。偌大的活动室只剩下我和阿丽，还有几个确实无亲无故的孤寡老人。

那天，院方特意组织了一个＂年夜饭＂，但说是年夜饭，不过是平时的菜色稍微丰盛了点。饺子是院里准备的速冻品牌，吃在嘴里没有一点年味。

阿丽看着电视里的联欢晚会，眼泪悄悄地流了下来。

＂我后悔了，＂她突然说，＂当初如果生个孩子，现在也有个说话的人了。一年到头，过个年都没人陪，就咱俩对着吃冷饭冷菜。＂

我强装坚强：＂有什么后悔的，咱们这不是挺好吗？想去哪儿去哪儿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多自在。再说，有孩子也不一定能孝顺。你看院里那个李大爷，儿子一年都不来看一次。＂

话音刚落，门铃响了。是对面房间的老李和他老伴，还有他们的小孙子，来给我们拜年。

＂陆大爷，丁奶奶，新年好啊！我爸妈今儿回老家了，说过几天再来接我们，我就跟爷爷奶奶先来给您二位拜个年。＂老李的小孙子手里拿着两个红包，很有礼貌地说。

＂哎哟，好孩子，好孩子，快进来坐。＂阿丽赶紧招呼他们，还从抽屉里翻出一盒巧克力给小孙子。

小孙子奶声奶气地叫着＂爷爷奶奶新年好＂，把红包递给我们。那一刻，我感觉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连＂谢谢＂都说不出口。

阿丽颤抖着手接过红包，蹲下身子紧紧抱住了小男孩。我看到她的肩膀在抖动，知道她又哭了。我转过身，不想让他们看到我也湿润的眼睛。

老李家走后，阿丽一直握着那个红包，看了又看，不舍得打开：＂这孩子真懂事，这红包得留着。＂

那晚，我翻出一个旧皮箱，里面是我和阿丽这些年来收集的照片。欧洲的埃菲尔铁塔前，东南亚的沙滩上，国内各大景点...一打开皮箱，尘封的记忆就涌了出来。照片里的我们总是笑得很灿烂，但仔细看去，那笑容却显得单薄，甚至有些勉强。

每张照片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没有儿女，没有孙辈，也没有更多的亲人。那些风景再美，也只是一闪而过；那些笑容再灿烂，也只是留给相机。等我们都不在了，这些照片会归谁？没人会珍惜，没人会记得，可能最后会被当作废品处理掉。

忽然想起二十年前，阿丽曾经提过一嘴想要领养个孩子。那时候她刚退休，看着小区里的孩子们放学回家，满院子的欢笑声，她忽然动了这个念头。但我觉得麻烦，一来我们年纪大了，带不动孩子，二来又担心养大了孩子也不会认我们，就给否了。如今想来，那或许是命运给我们的一次机会，而我却亲手推开了。

第二天，阿丽肚子疼得厉害，我叫了半天才有人来帮忙。送到医院诊断是肠胃炎，医生说没大碍，开了药就让我们回去了。但回到养老院，阿丽却越发沉默。她整天望着窗外发呆，饭也吃不下多少。

＂阿丽，你别难受了，＂我坐在她床边，握着她的手，＂咱们这辈子过得也不赖，去过那么多地方，见过那么多风景，比那些困在一个地方的人强多了。＂

她勉强笑了笑：＂我知道，就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你说咱们辛辛苦苦攒了这么多钱，到头来，给谁用啊？＂

这话问得我哑口无言。是啊，我们这辈子省吃俭用，攒了不少钱，但到头来，钱再多又有什么用？买不来亲情，买不来陪伴，甚至在这养老院里，也买不来真正的关怀。

那天下午，我搀着她在院子里散步，看到不远处老王的儿子陪着他下棋，老张的女儿给他递水果，老李的孙子在他膝盖上蹦跳...他们的笑声那么真实，那么温暖。我们走了一圈，谁也没理我们，仿佛我们是隐形人。

＂我前几天在报纸上看到社区有个＇夕阳红＇志愿者招募，＂回房后，阿丽突然对我说，＂咱们去报名吧。＂

＂志愿者？干什么的？＂我有些诧异。阿丽向来是懒散的，很少提出这种积极的想法。

＂听说是陪社区里的留守儿童写作业、讲故事，或者去敬老院看望那些真正无依无靠的老人。＂她眼睛里闪着光，＂咱们有文化，有经验，还能发挥余热。＂

我明白了阿丽的想法，点点头：＂好，明天咱们就去报名。与其在这受气，不如发挥点作用。＂

第二天，我们收拾好东西，向养老院提出了退住申请。院长很惊讶，问我们去哪儿。

＂回家，＂我说，＂我们还能自理，想过点不一样的晚年生活。＂

院长劝我们再考虑考虑，说我们这个年纪在家容易出事。但我们主意已定，当天就办理了退住手续。

搬回家的第三天，我们就去社区报了名。负责人知道我是退休工程师，阿丽是退休教师，很高兴地安排我们每周三次去社区活动中心，辅导那些放学后无人照看的孩子们。

那些孩子大多是留守儿童，父母在外地打工，由老人照顾。但老人文化程度有限，辅导不了功课，所以这些孩子的学习成绩普遍不太好。

第一次去，有个叫小明的男孩粘着我，非要我教他下象棋。他爷爷早逝，奶奶在家种地，父母在广东打工，一年才回来一次。我手把手教他走棋，他聪明得很，学得快，没几天就能和我杀得难解难分了。

阿丽则给几个女孩讲起了她年轻时的故事，还教她们织围巾。孩子们纯真的笑脸让我们感到久违的温暖。

＂叔叔，下次您能教我修收音机吗？我家那个坏了，爸妈没空修。＂小明有天放学后问我。

＂当然可以，我年轻时可是修理能手。你下次把收音机带来，咱们一起修。＂我拍拍胸脯。

看着小明期待的眼神，我忽然想起，如果当初有了孩子，现在可能也有个孙子孙女这么大了。那种失落感一闪而过，但很快被当下的满足感代替了。

除了辅导孩子，我们还开始参加社区的其他活动。我加入了老年棋牌队，阿丽则去了合唱团。周末，我们还会去敬老院探望那些孤寡老人。

有次，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太太拉着阿丽的手，感动得直掉泪：＂闺女，你们真好，比我那不孝的儿子强多了，他十年没回来看过我了。＂

阿丽安慰她：＂大妈，别难过，以后我们常来看您，给您带好吃的。＂

走出敬老院，阿丽叹了口气：＂老陆，你说我们当初的选择，到底是对是错？＂

我思考了一会儿，说：＂对错谈不上，每个人的选择都有自己的道理。只是现在看来，金钱和自由，可能不如亲情和牵挂来得重要。＂

＂但现在后悔也晚了，＂她苦笑道，＂咱们这把年纪，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。＂

＂也不全是，＂我握住她的手，＂虽然没有亲生子女，但我们还可以像现在这样，去关心别人，去帮助有需要的人。爱不一定非得是血缘的纽带，它可以是一种选择，一种付出。＂

回家路上，阿丽挽着我的手，脸上有了许久不见的笑容：＂老陆，咱们还能做很多事呢。＂

我点点头，想起那些在养老院里坐等儿女探望的老人们，忽然不再羡慕了。生活给了我们不同的选择，也给了我们弥补的机会。

一个月后，社区举办了一场＂代际交流会＂，邀请我们这些老人和那些孩子们一起分享经历和故事。阿丽特地做了几件小手工送给那些常来的孩子。看着他们欢喜的样子，我忽然觉得，这可能就是我们这辈子最大的收获了。

小明那天递给我一张贺卡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：＂陆爷爷，谢谢您教我下象棋，教我修收音机，您就像我的亲爷爷一样。＂那一刻，我的眼眶湿润了。

回家后，阿丽把那张贺卡小心翼翼地夹在相册里，和我们这些年的旅游照片放在一起。

＂你说，等我们都不在了，这些东西会怎么样？＂她忽然问。

＂会有人珍惜的，＂我说，＂那些孩子们会记得有两个老人，曾经真心地关心过他们，帮助过他们。那就够了。＂

晚风吹过，街边的梧桐叶飘然落下。我和阿丽坐在阳台上，看着夕阳西下，满天晚霞映照在我们的脸上。我们的影子被拉得很长，但心里却感到前所未有的踏实。

也许，人生的意义不只在于被爱，还在于去爱；不只在于被照顾，还在于去照顾。钱财、房产这些身外之物，终究比不上心灵的富足与温暖。

这个道理，我们领悟得有些晚，但总算没有错过。余生虽短，但还来得及用心去活，用爱去温暖他人，也温暖自己。

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，真正重要的，也许就是能有人记得你，有人因为你的存在而感到温暖。

凭窗看着夜色渐深，阿丽轻轻靠在我肩上。我知道，我们的晚年，不会再孤单。